时至今日证券炒股配资网，柯麟的铜像仍静静矗立在澳门镜湖医院的镜湖历史纪念馆内。“我们非常重视这些精神财富，希望能把革命先辈的精神传承下去。”该院常务副院长李鹏斌向南都N视频记者说道。
抗战时期，澳门凭借特殊的地缘与社会环境，成为华南地区的重要后方与纽带。在我党地下工作的隐蔽战线上，“红色医生”柯麟扎根澳门十余年，凭借精湛医术救治革命同志，在险境中掩护地下工作。
从一名普通医生逐步成长为澳门镜湖医院院长，柯麟以超凡的胆识与气魄，将医院发展为抗战阵地，与日寇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周旋。他曾帮助文化界知名人士梁漱溟、范长江、夏衍、金山、蔡楚生等人自香港经澳门逃脱日寇魔掌。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10月10日，李鹏斌向南都N视频记者讲述了柯麟带领澳门爱国人士参与抗战的历史往事。“柯麟医生非常有家国情怀，他一直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医院带动了一批医护人员，让他们为祖国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我们常说，镜湖医院有红色基因，一直在传承着前辈们的家国情怀。”澳门镜湖医院常务副院长李鹏斌向南都记者回顾柯麟的爱国事迹时感叹道。
在柯麟年幼时，投身革命的火种，便已经播种在他心中。1916年，柯麟以名列榜首的成绩考入广东海丰中学，与比他年长四岁的高年级学长彭湃相识。在彭湃等人的影响下，柯麟参与了一系列爱国行动。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夏秋间，柯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后留任广东大学医科附属医院医生。1926年，柯麟从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他转入中共隐蔽战线，先后在上海党中央机关、香港、澳门等地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地下工作网。
在澳门的十余年间，柯麟在行医救人的同时，带领澳门爱国人士参与抗战。
李鹏斌介绍，1927年，叶挺将军一家移居澳门。1935年9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柯麟举家迁居澳门。“这一时期，柯麟肩负起照顾和联络叶挺将军的工作。”
时隔一年，在澳门镜湖慈善会的邀请下，柯麟成为镜湖医院的义务医生，同时也是镜湖护士学校的义务教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澳门同胞积极参与抗日救国，柯麟的心也牵挂着前线。
李鹏斌介绍，在柯麟的推动下，同年10月24日，澳门镜湖医院值理和社会人士共53人，成立“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目的是培养医护人才支援前线。澳门镜湖医院成为救护团的训练场地、见习场所及贮药之所。柯麟担任训练部长。
“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南都记者在澳门镜湖医院的文史资料中看到，柯麟在救护班第一期学员毕业之际，写下《对毕业同学的愿望》一文。字里行间浸透着家国情怀，传递着穿越时空的信念与力量。
民族危难之际，“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的学员们不负众望。救护团第一、二期学员共100余人，奔赴前线救治抗日伤员和难民。
“他们都是一些年轻人。”李鹏斌介绍，这些毕业学员曾于1938年奔赴广州开展救护，1939年又数次前往中山战地救护。
暗中组织地下工作
“在澳门时，柯麟医生参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当时的‘西线营救’。”李鹏斌告诉南都记者。
1941年12月，日军入侵香港。香港沦陷后，在港的大批爱国人士处境险恶，成为日寇搜捕诱降或杀害的对象。
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悄然布局，为在港文化名人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
李鹏斌向南都记者介绍，大营救的其中一条线路，需由香港先撤离至澳门，再经中山、台山等地，转移至桂林、重庆，被称为“西线营救”。
身为地下党员的柯麟，用医生身份为掩护，迅速投身这场步步惊心的营救中。
1942年1月至5月，柯麟组织镜湖医院思想进步的护士参加“西线营救”。先后抵达澳门的文化名人、爱国人士有几十人，在柯麟及镜湖医院值理、医生、护士的掩护下，短暂医治休整，又分四批转移至内地。
其中，范长江、梁漱溟、夏衍、金山、蔡楚生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都经澳门撤出，由柯麟接应照料。
1942年1月5日，夏衍、蔡楚生等21人离开香港抵达澳门。1月20日，夏衍一行自澳门出发，往西穿越日军封锁线，22日抵达台山都斛东滘口。
当年1月10日，范长江、梁漱溟等五人离开香港前往澳门，1月17日乘船从澳门出发，于18日抵达台山东滘口，随后走陆路，顺着肇庆、梧州一线辗转前行，最终抵达桂林、重庆。
镜湖医院前院长梁秀珍，当年曾是镜湖护校学生，并参与照顾了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她曾表示，“柯麟医生既要应付繁重的临床医疗工作，救治抗日伤员，又要参与营救工作，还不能暴露真实身份，其工作可谓艰苦卓绝。”
在柯麟的积极工作下，澳门镜湖医院成为掩护地下工作、救治革命同志的基地，并带动澳门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李鹏斌向南都记者介绍，抗战期间，镜湖医院值理会和医生，与东江游击队驻澳三个联络点、珠江游击队及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驻澳秘密办事处的人员，均有联络。
“通过秘密联络，柯麟医生接收在前线受伤的士兵，转移到镜湖医院进行救治。”李鹏斌表示，镜湖医院有意为伤员作掩护，这些伤员往往伪装成一般病人或难民，甚至姓名也未必真实，外人很难分清其身份。
同时，经过柯麟介绍，镜湖护士学校1944年的多名毕业生，奔赴中山五桂山参加抗日游击队，加入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医疗队。
“柯麟医生非常有家国情怀，他一直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在医院带动了一批医护人员，让他们为祖国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回顾这段历史，李鹏斌感慨万千。
抗战时期，日本未敢染指澳门，澳门也成为了内地难民避居之所。1938年和1941年，澳门出现过两次难民高潮。虽然澳门未被战火波及，但仍与祖国休戚与共，众多的澳门人投入抗战救亡的运动之中，以不同方式支援祖国，书写了澳门没有烽烟的抗战画卷。
精神财富传承至今
“柯麟院长对医院早期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他的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而且非常无私。”李鹏斌说道。
他向南都记者分享：柯麟在医院工作多年，都是不带薪的义务服务。他同时开了一个小诊所，遇到有支付能力的病人，才靠收取微薄酬劳，养家糊口。
《红色医生教育家——柯麟传》一书中称：“在澳门社会上，尤其是在工人、苦力、渔民、车夫等穷苦的病患者中，‘柯医生’有口皆碑。”
“从今天看来，那一代的老前辈是非常伟大的，很令人感动。”李鹏斌表示，柯麟的奉献精神至今都在激励着澳门镜湖慈善会、镜湖医院的工作人员。
李鹏斌介绍，自1946年起，柯麟担任澳门镜湖医院首任院长。他在医疗事业上奋发进取，为镜湖医院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抗战期间，柯麟还组织成立镜湖医院西医顾问团，致力医疗建设。随后，几经周折，经与镜湖慈善会共同努力，成功向当局争取了澳门华人医生手术权。
柯麟在澳门工作了17年。他默默无闻地在隐蔽战线上为党工作，同时又从一个普通开业的医生成为澳门镜湖医院的院长，把这座原本很简陋的医院，办成了澳门规模最大、设备一流、管理上乘、医疗水平最高的医院。
新中国成立后，柯麟出任中山医学院（今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教育事业形势，柯麟认真研究分析工作的特点，于1953年完成了三所医学院校的合并，使原来三所医学院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一批有学术造诣、教学经验、医疗专长的人才得到重视和发挥。
1980年5月，他重新被任命兼任中山医学院院长职务，被誉为中山医学院的“一代宗师”。他还为暨南大学复办、暨南大学医学院创建作出重大贡献，在新中国医学教育战线上开启了另一段杏林传奇。
柯麟等革命先烈在澳门的抗战事迹，持续影响着当地青年。
每年10月9日，在澳门镜湖医院的孙中山铜像前，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及代表，都在此集会，举行活动纪念辛亥革命，缅怀革命先驱。
“我们医院非常重视这些精神财富。对新入职的员工，医院也会安排他们了解这段历史，希望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李鹏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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